4月25日，《光明日报》在第11版“国家社科基金”专版，刊登我校特聘教授潘天波的理论文章《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中华工匠精神品格》和我校美术学院胡玉康教授的理论文章《中华大漆 文明之光》。
报道链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3-04/26/nbs.D110000gmrb_11.htm
全文如下：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中华工匠精神品格
作者：潘天波《光明日报》（2023年04月26日11版）
明永乐年间青花玉壶春瓶。资料图片
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根于工正，持中守正
“巫史同工”是史前工匠文化的重要特征。史前匠人以虔诚的宗教信仰谱写了一部巫史文明，他们敬畏自然与神灵，用制器尚象的朴素理念为人类早期的器物生产提供造物原则，通过泥土和火焰的碰撞创烧了史前陶器，并创造了史前石器、玉器、漆器等史前巫史文化标识。他们用朴素的线条与符号，对自然、物象与宇宙进行原始表达，记录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梦幻与精彩，形成了中华工匠的初始精神品格。
古人很早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坚守正义、守正为公、守正为民。古公亶父不仅勤于营建匠事，胸怀“周原”，还礼让豳地；车正奚仲心系人民疾苦而苦思发明运输车辆，解决治水材料的搬运问题；“科圣”墨子始终站在服务人民的立场，勇于探索工匠造物实践……早期中华匠人心系百姓，持中守正，以工正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的守正精神品格。
立于司空，以民为本
至西周，《周官》有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的工官“司空”。汉魏中央和地方郡均设有少府、尚方、大司农等工官。至隋文帝时期，汉代“三公九卿制”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工官体系的“少府”亦被“工部”取代。司空、少府与工部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的产物，司空制度、少府制度与工部制度为中华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促进生成了中华匠人的民本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司空”的概念语义场包含了“冬藏”与“闭空”的双重含义。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达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要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
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概念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或政府权力的语义内涵，还体现在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弃官专髹漆艺的隐士申屠蟠、革新造纸技术的尚方令蔡伦、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学者型”水工徐商、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这些汉匠勇于创造、敢于创新，他们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光彩耀目。汉代开创了汉代工匠文化的新定向，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演绎出较为齐备的工匠文化体系性结构、要素和内容，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臻于工部，自强创新
隋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已然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神采与光芒，唐物的定名及其意指也蕴含丰富的时代体征与社会信息。唐代诗人皮日休笔下的“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民族工匠文化的交融态势；史料上记载的东南亚市场上的“唐货”是唐代与海外工匠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和亲政策中的陪嫁工匠以及蜀地工匠被大量掠入南诏的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唐代工匠的国内流动；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唐代的工匠已经开始用诗文、书法装饰器物，进而形成了工匠派绘画新风格；“端午节制镜”“上梁祭祀鲁班”等反映出唐代工匠的文化习俗与日常精神；“物勒工名”的流行以城市“行”的出现显示唐代工匠行业制度逐渐成熟。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超越、尚大、创新、开放等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与风尚。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或应用，“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梦溪笔谈》面世，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宋代工匠在精雕细琢、极简主义和职业敬畏等方面表现出工匠精神品格的新气象。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然朝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卓绝典范，至善求真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与调适。明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是承袭元代，工匠群体以世袭匠户为主，处境极其困苦；明中期国家对工匠制度有所调整，工匠群体以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为主，工匠处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较为松散，工匠群体中文人或知识分子突起，这类工匠的处境较为宽松。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漆工黄大成、木工蒯祥、玉工陆子冈、瓷工童宾、军匠杨埙、雕工鲍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创造及其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或者说，在明代，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出现了样式房雷金玉、督陶官唐英、罗盘匠吴鲁衡、针神沈寿、巧匠徐寿、发明家黄履庄、巨匠邹伯奇等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秉持家国情怀，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科学精神品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在制器尚象中发轫中华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养中铸造民本精神内核，在人文情怀与崇尚科学中冶炼出至善求真的精神典范。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实现者、体现者，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作者：潘天波，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中华大漆 文明之光
作者：胡玉康《光明日报》（2023年04月26日11版）
中国是大漆使用的先行者，也是大漆艺术的发祥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大漆文明的国度。中华大漆文明历经8000年发展，源远而流长。漆器在新石器时代前就已曙光初现，而汉代和明代的漆器艺术是中华大漆文明岁月长河中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我们的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和匠心创造了绵延流长的辉煌漆器艺术，滋润了中华文化，也恩泽了世界文明。
中华大漆文明的滥觞
漆，来自中国神奇的漆树；漆，有着丰富的内涵、深沉的底蕴和宽广包容的胸怀。于是，中国人骄傲地称之为“大漆”。
大漆之美，应归功于它独有的化学属性，这奠定了它大放光芒的美学基础。从河姆渡与跨湖桥出土的漆物遗存看，我们的先祖早在约8000年前就已开始用大漆髹涂器物，这要比日本绳文晚期的髹漆历史早三四千年，比古朝鲜漆器早四五千年。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漆树“眼泪”，也是世界上最早创造神奇漆器和大漆文明的国度。
中华大漆在殷周时代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表现空间，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殷周时期，先民们在祭祀、建筑、音乐等诸多领域的成就，充分显示出大漆文明的华丽。无论是鼎、豆、盘，还是乐器、衣箱、兵器、家具等，大漆都独领殷周时期的美学走向，尽显中华大漆文明的风尚与精神，展现出中华大漆美学的华丽与精致，闪耀着中华工匠文明的耀眼光芒。甚至可以说，殷周之美的表征之一即美在大漆，尤其美在以大漆髹饰的祭祀之器。殷周先人用最美的漆器献给了他们心中的祖先和神灵，他们在虔诚的髹涂中实现了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美的礼仪。殷周时代的漆物不仅能作为礼乐之器或饮食之器，还能作为贡器或馈赠之器。殷周漆物在仪式、饮食、战争、馈赠等文化传统中扮演重要的社会化角色，其美学内涵已然超越物本身，并具备宗教美学、伦理美学和政治美学的内涵偏向。
中华大漆文明的辉煌
在中华浩瀚的文明史中，除了史前、商周等漆器文明外，汉代与明代的漆器最为显赫与多彩，是中华漆器艺术的两座丰碑。在汉代，漆器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祭祀、殉葬以及其他诸多领域。在明代，皇家果园厂的漆器是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漆器，民间漆工黄大成的髹器可与果园厂漆器相媲美。汉代和明代的漆器并非只是流行于宫廷或贵族家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民间，在全国广为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文追求。
汉代重视生活、关注生命。因此，相比青铜浇铸的繁缛笨重的器物，对于汉代人来说，漆器的轻盈飘曳满足了时代需求和审美向度。汉代人有“生则厚养，死则厚葬”“视死如生”的时尚与追求，这样的生死观正好能从漆器中找到出口，我们今天也能够借此去窥视马王堆辛追夫人、海昏侯刘贺的生活状况，了解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漆器的生命体验和青铜器的宗教体验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对自我个性的张扬与解放，后者是对他者的虔诚与膜拜。汉代漆器张扬的红与成熟的黑为汉代人个性的展示提供了载体，也成就了汉代人的美学气场和精神世界。
在明代，伴随皇家对漆器的喜爱以及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漆器再度成为中国人展示财富的物件。明代皇家对漆器的喜爱是任何朝代帝王所不能比拟的，朱棣下令在北方修建生产世界上一流漆器的果园厂，并在全国寻找一流的漆工去果园厂工作。而在民间，安徽漆工黄大成放弃科举功名，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著述中国历史上唯一存世的漆工图书——《髹饰录》，显示出明代江南漆器文化的兴盛。雕漆成为明朝漆器的主流，漆器的大流行是明代工匠美学思想的一次大释放。
中华大漆文明的惠泽
在中国，音乐、建筑、书法、绘画、家具等诸多领域无不受到大漆的惠爱，大漆甚至沾溉了哲学与诗学的发展。大漆是乐器的伴侣，中国古代漆乐器种类繁多，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的13管漆排箫与两支漆篪，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漆瑟，信阳长台关出土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等，最为著名的要数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漆琴“大圣遗音”和“九霄环佩”。这些乐器都用大漆髹涂，漆艺赋予乐器之美，乐器成就漆艺之韵。建筑也离不开大漆，我国古代宫殿常用大漆髹涂。建筑与漆艺皆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大漆建筑承载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书法中也有大漆的身影，被称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都是大漆的表现对象。笔需要使用大漆来粘接笔头与笔管，美化笔管；墨需要用漆描金绘银；大漆黏稠而凝重，可调朱漆、黑漆书写，可做永久性保存；砚盒更是需要大漆髹饰来装点。大漆与书法文化之间交相辉映，使中国古代书法浸透大漆神韵与独特美学内涵。大漆文明之光也照亮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就曾是一位漆园吏。在文学领域，诗人和小说家又将这些奢华的漆物纳入笔下，尽情地描绘它们的繁缛、神采以及精神。譬如《诗经》多有漆彩的语言，唐诗中不乏漆器的身影，《红楼梦》更是详细描绘了漆彩的世界。对于文学家而言，漆的华丽和魅力是独特的美学语言，是重要的美学符号。当王羲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和江南士人“曲水流觞”的时候，漆耳杯已然成为这场活动的重要道具。试想，如果没有漆耳杯，这场活动可能就少了几分情趣、风流与美学。或者说，如果没有漆耳杯以及工匠们创造的鼠须笔、桑蚕纸和松烟墨，可能就没有“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显然，工匠文明和诗学文明是相互映衬、相互关联的。
在海外，中国传统漆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的走向。从汉唐起，日本人就开始向中国学习漆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中国的漆器被源源不断地输入法国宫廷。在英国，诗人普赖尔对中国漆橱柜之美十分神往，家具设计师汤姆·齐平特采用中国福建漆仿髹漆家具，开创了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齐平特时代”。英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大赞中国漆器的精巧和漆画笔调的细腻。在德国，歌德在法兰克福故居里设有中国描金红漆家具装饰的“北京厅”，厅内陈设有中国式红漆家具。在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为王后修建了一座“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宫殿，宫殿内的装饰是采用中国漆器的图案，并陈列着王后高价购买的中国漆器家具等。在比利时，位于列日区的司帕是18世纪中期欧洲漆器制作中心，他们的髹漆技法采用了中国式的黄铜、螺钿等镶嵌技术。
劳动创造了艺术，创造了文明。一件件中华漆艺瑰宝，体现着一代代文化传承者追求卓越的匠心。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华漆工史是一部中华工匠精神史，也是一部中华工匠文明史。中华漆工们用灵巧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浇铸出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漆艺之花，铸就了中华大漆文化，也铸就了璀璨的中华漆工文明。这一文明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作者：胡玉康，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华漆艺发展史”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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